63岁“网红校长”郑强被迫卸任后为何仍被网友们力挺？

  郑强这一个名字无疑是在近几年教育界中最耀眼的存在，郑强以敢想敢说，敢说敢干的风格，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尊敬和喜爱。还因其在社会化媒体上的活跃发言，让他成为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“网红校长”。他的职业生涯也是一路高歌猛进，无论是在浙江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，还是在贵州大学担任校长，他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和贡献。他的魄力和担当，也让他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佩服和热爱。2023年年底，63岁的郑强卸任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党委书记职务，结束了他的大学领导生涯。但他并没有退休，而是继续担任浙江大学的求是特聘教授，参加《最美茶艺师》的电视节目评审，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，还回到了他的故乡福建武夷山，为当地的人们讲述了他对竹材料的研究心得和成果。在演讲结束后，记者正常采访了郑强，他引用了一句武夷山的实景剧《印象大红袍》里的台词，“你为世俗放下了吗？你为名利放下了吗？你为金钱放下了吗？一杯清茶就放下了，我来了，我就放下了。”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不禁在想：郑强到底放下了什么？又拾起了什么呢？

  “什么科学无国界，好笑真是，那钱学森要回国都关了三年，你说无国界，我不想说了，我这个人挺简单，像一个农民，我就在想我该不该给你们上课，值不值得给你们上课，有什么用呢，我教了你们，浙大的学生不想出国吗，我的同学在美国有60多个，他们说“要不是中国人，我们都盼望打战。对于科学，当它为谁服务的时候有很深的民族烙印。”这是2010年，郑强在一次演讲中的话语，他说到这里，情绪激昂，手臂高举。郑强对祖国的感情，从未消退，他从始至终保持着那份十多年前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的青春热血。

  1978年，高考复原的第一年，郑强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。在浙大求学的日子里，郑强常自嘲，“我其实不是很聪慧，只是长得像聪慧人”，他说他的成绩在全班六十个同学中，排不上前十名。正因为有这样的自我驱动力，郑强在毕业后仍旧没有停止学习，他继续攻读成都科技大学（现在的四川大学）高分子材料系的硕士学位，后来又在1992年被选为公费留学生，前往日本京都大学，参加中日合作的博士培养项目。

  Communications上，发表了他在水凝胶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。

  “现在西部人才的流失对我们这些校长教授来讲，就像心里流血一样痛。那些好大学‘营养过剩’，而穷的大学严峻‘营养不良’。”郑强教授从浙江大学调任到贵州大学担任校长，亲眼目睹了两校之间的悬殊差距，他清楚自己没有退路，只能勇敢地走上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。他刚一上任，就不顾各方的反对，决定将学校中心区域的“参天古树”迁移到别处，然后对这片区域做全面的改造，让它成为贵大师生的心灵家园，每当阳光明媚的时候，这里的长凳都坐满了欢声笑语的人。在多次当地考验查证和调研后，郑强又制定了一个贵州大学的行动计划，计划建设一个新的校区。有一次，他在省里参加完会议，就追上了省委书记的车，把自己的计划书递给了他。结果，贵大获得了40亿元的专项建设经费，新的校区也被誉为“国内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”。

  郑强最不能忍耐的，就是学校里那种敷衍了事的氛围。“八年来，学校从来不对教师进行考核，有些教授一年到头连一篇论文都懒得写，去监考的时候，主考老师就坐在讲台上刷手机，学生就坐在座位上翻答案。”郑强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，他把科研项目作为教授升职的必要条件，先后吸引了200多名博士加入学校，为贵州大学争取到了一个价值2000万的国家级材料领域的重点项目。在郑强离开贵州大学之前，贵州大学每年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已经从30-40项增加到了100项。作为一个酒文化的大省，“你不会希望，百年以后，一百零八好汉端的都是红酒杯。”郑强坚持“贵州大学要为贵州服务”，他创办了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、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、大数据与信息学院等与贵州的特色和进展相契合相和谐的学院。

  后来，他接受了山西的邀请，担任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党委书记，他从始至终坚持“太原理工姓山西”，开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，亲自领导了一项针对文物修复的专用粘接剂的研发项目；他还开拓了矿山5G技术、矿山智能机器人等新领域，亲力亲为，研制出了能快速填补矿山空泛、防止坍塌的冲堵材料。他的心中不仅有贵大和太原理工，还有整个中西部的高校，“我们要为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声，向国家呼吁。”他急切地想要改变现状，多次在全国人大会上提交提案，“我们的祖国的重点高校大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，而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份竟然一个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都没有。”2016年两会期间，他有幸见到了总理，他坚决果断地向总理求助。当年4月，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，在14个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，各重点扶持建设一所高水平大学。这14个省份包括了贵州和山西。他听到这一条消息时，激荡得热泪盈眶。

  “其实，我还是有一点情怀在支撑，，我想为祖国的中西部教育贡献一份力量，不求名利功绩，只求问心无愧。”当谈到快要退休了，为什么情愿接受太原理工大学的邀请时，郑强用“情怀”来回答。他确实是一个有情之人，起初，他主动挑选去贵州大学，是因为他想还一个人情。那是抗日战争期间，浙江大学的师生历经困难，最后到了贵州遵义继续办学。“从那以后的七年里，贵州人民像亲人一样，收留了流离失所的浙大师生，这份恩情，我永远记得！”郑强说这话时，语气坚定而感慨。而且，对郑强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徐僖院士和冯新德院士，都曾经在贵州湄潭求学。郑强觉得，他应该为贵州做点事。郑强离开贵州的时候，贵州省给了他50万元的奖金，但他一分钱也没拿，把钱都捐给了贵州的贫困学生，作为奖学金。后来，他还在全国范畴内为贵州的孩子募集了1000万。郑强最真挚的爱，就是对学生的爱。“我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学生，为了学生的未来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，这是我的信念。”

  他的办公室大门总是对学生们敞开，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，他都会耐心地解答；他的校长信箱总是及时回应学生的问题和意见；学校的军乐团总是缺少设备，他宁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，也要给学生买最好的乐器。因此，学生们在他身边感受到了暖和和归属，也由衷地佩服和热爱他。他的每一次演讲都能连续四个小时，却能引起200多次的热烈掌声。他曾经说过，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永远奋斗在教育一线的人。“学术可以默默无闻，但教书育人，必须要声势浩大！”为了教育，他也决不会放弃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就像他形容自己的愤青精神，“是敢于对错误的事物说不！就像做实验，不能容忍失误。”他也清楚，在公开场合说真话可能会带来的“风险”，但他早已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。“是非成败，听之任之，我只要履行好作为教育者和学者的责任和使命。”

  或许你对他的一些高调做法持有不同意见，但在当下的中国，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，但同时这样的做法又难以得到体制内的一般认同。当然，63岁的他也应该好好享受生活，不必再如此劳累，虽然中国需要更多像郑强这样的人，但即使没有郑强的声音，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前进步伐！社会要进展，国家要进步，就需要有多元的声音！这是我的观点，你们觉得呢？